八字称骨(八字称骨对照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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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算命求得六字，听后脸色大变。仅仅六字却决定了他的一生
蒋介石早年上山算命，偶遇一高僧，高僧对他说了六个字，蒋介石听完脸色大变。今天我给大家揭秘这段民国传奇。
从古至今，伴随着风云人物的一生，总少不了一些异相与传说。像汉高祖曾路遇白帝之子。唐太宗李世民得相士批言“唐亡于五娘子之手”。宋太祖早年更是得到上天的启示，自己将死于宫闱之争。虽说这些传奇故事都为后世杜撰，但算命看相在我国存在已久，毕竟谁都想了解自己的命运，从而做到改变命运呢？蒋介石多次算命，大多得到了应验。这一切还要从蒋介石本身说起。
蒋介石生于1887年，是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曾在日本留学，结识众多革命先进人士，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更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后来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到上海组织革命活动。
1914年，孙中山先生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安排蒋介石回到上海，阻止袁世凯等反动派在上海的一切行动。而后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希望通过运动保护革命果实。此时蒋介石就已经做到了粤军总司令部作战主任。可直到1922年孙中山先生外出避难之前，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是欣赏，并将其当做自己的心腹。此时恰逢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不得已远逃在外。就在避难过程中，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尽职尽责的贴身保护了四十多天。从此，蒋介石才算跻身于孙中山先生心腹之力。在不久之后，蒋介石就收到任命升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然后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手中没有军事力量的痛苦，开始着手建设一支不被军阀渗透，只属于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才注重确定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而黄埔军校的校长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多年行武经历的蒋介石身上。黄埔军校校长的经历对于蒋介石在之后的派系之争中取得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部队中上下级军官，只要是优秀的、能打胜仗的，大都处于黄埔军校，与蒋介石有师生之名。而就是这日后遍布全军的关系网，才辅佐蒋介石，最后执掌国民党登得大位。而黄埔军校对蒋介石的第一次帮助就是从北伐开始。
1925年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当时蒋介石利用自己在部队中的人脉，采用政治手段将劲敌许崇志，驱离出队伍。夺得军权的蒋介石并未满足。于1927年成立国民政府，由自己出任大总统。同年发动了惨绝人寰的412政变，将国民党推向与我党势不两立的地步。蒋介石本人对于我党革命潜力的强大，我党仁人志士改变中国的决心，全都感觉寝食难安。可惜当时两党实力悬殊，蒋介石把我党逼得走投无路，决定进行大转移，便开始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出于对我党前辈深深的恐惧，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拦截。
于是在1935年亲自来到四川，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营，希望由此来整顿川军军风，加强西南地区的掌控。可熟悉蒋介石的人最了解。他本人的生活作风极其奢靡。而蒋介石当时的夫人宋美龄与蒋介石相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生活享受上要比蒋介石更为严重。为了享受，二人在峨眉山上修建了一座别墅，至今仍然是当地一大景点。而蒋介石同意住在深山老林中，更多是因为他听说峨眉山上有一得道高僧，学贯古今，通晓未来，有大智慧。
峨眉山更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能人义士众多，还是传说中普贤菩萨的道场，自己一心向佛，当然要住的离佛最近的地方。而蒋介石刚到四川，便打算马不停蹄的前往山中拜访高僧。可峨眉山地势险峻，养尊处优的蒋介石根本爬不上去，只能安排人抬着轿子将他抬上山去。可未想到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在山路中，却引来了许多猴子围观。
要知道，自古峨眉山的猴子便不怕人，常常向游客讨要食物，甚至偷抢也是常事。而来往的游客知道此地猴子众多，都会带上些许食物用来应付猴子，而没有准备的游客往往会被猴子抓伤。蒋介石对于此事也有所耳闻，便令手下拿出早早就准备好的食物，想将猴子打发了。可事情坏就坏在早就准备好的食物。
原来随行人员为了方便携带，准备的全是罐头。可猴子再聪明，终究是动物，根本打不开罐子，气急之下，便将一行人团团围住。这可是难为了蒋介石一行。猴子在山中生活，行动敏捷，又在树上移动，随行人员虽然有枪，可毕竟是来拜访高僧，总不能在人家山脚下开枪。蒋介石大感无奈，身边的人蠢笨如此，连猴子都不如自己气的下轿，驱赶猴子。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刚一下轿，顺手摘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抓在手中充当武器，准备吓唬猴子。可谁知猴群中领头的猴王一见蒋介石下脚，立马转身逃走。剩余的猴子也是树倒猢狲散，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本来一场猴子之为就被这样轻松的解决。
众人顿时感觉十分诧异。而蒋介石随行人员个个都是人精，深谙在国民党官场生存的资本，立马向蒋介石报喜，声称蒋介石乃人中之龙，天生贵气。猴中之王见了人中之王，自然不敢造次。真龙天子下轿驱赶猴群，自然立马退散。闻言，蒋介石大感开心，对手下办事不利也未责备，众人继续爬山，半天之后才来到传闻中高僧住址。可令人惊讶的是，高僧住处大门早已打开，门庭更是干净的，好像特意打扫过一样，一切布置都是为了迎接贵客。一位小僧从内院走出，直接蒋介石请到内院，甚至都未曾询问蒋介石一行人的身份，只是对蒋介石引导。自家长老已经等候贵人多时，蒋介石一行人都大为震惊，跟着小僧走入内院。高僧此时以沏好茶，面带微笑的看向蒋介石。蒋介石心中暗道，高僧定是早已算到了自己的行程。只见高僧微微一笑，对蒋介石说道，“贵人远道而来，所谓何事”。蒋介石见此。便直言道，“自己想求问前程”。高僧听得此言，爽朗一笑，“先生恐怕问的不只是前程，更是江山”。高僧一言让蒋介石大吃一惊，心想自己从未在人前透露过的野心。一个远在深山的僧人竟然知道，顿时大惊失色。
高僧见蒋介石如此反应，扭头便走向屋内。蒋介石急忙对高僧言道，自己的身份便是当今民国总统蒋介石。高僧见此便让蒋介石回头坐下。可蒋介石眼看院中的椅子放在山中多日污秽不堪，便皱眉对高僧言道，“椅子如此肮脏，如何坐的下去”？高僧见此，语气凝重地对蒋介石问道，“先生究竟坐还是不坐”？蒋介石绕着院子走了两圈，实在是污秽不堪，最终还是选择不坐。高僧见此无奈，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这次不做的话，将来就算想坐也坐不上了”。听了此言，蒋介石心中不喜，语气不善的反问高僧，自己的将来又会是怎样？
高僧仔细端详蒋介石，看了一阵之后，对蒋介石说了六个字，正是这六个字，对应了蒋介石今后的人生。在我党解放大陆之后，一一应验。这六个字正是“胜则重败则台”。听到此言的蒋介石大为惊叹，拜别高僧之后，连续好几日都惶惶不可终日，做事也没有了往日的镇定。见到自己的父亲如此害怕，一直陪同在蒋介石身边的蒋经国只好出言安慰到父亲。高僧言中败并不一定就是指失败的意思，可能另有其他主意，不必如此惊慌。
可直到蒋介石政府溃逃的台湾，蒋家两父子才想通当年高僧话中的真意。原来这六字之中真正包含的意思是，如果国民党侥幸得胜，则万万不能离开重庆另寻他独。反之，国民党失事，也绝对不要离开台湾。当时国民党众人皆未想到。当初在各个方面都占据相当大的优势的国民党，有朝一日会在我党带领的各个阶级兄弟努力之下被赶到台湾。反而我党在经历了初期战略转移、长征之后，稳步发展，一点一点巩固优势，打败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新中国。彼时风光无限的蒋介石只能灰溜溜地逃往台湾弹丸之地。就连蒋介石在自己人生最后的阶段，还时时刻刻的妄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大陆。而那次神秘的峨眉山寻访之行，也给蒋介石传奇的一生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不过后来也有人推断，当年猴群之所以跑开，全因为蒋介石与僧人一样都是光头。在峨眉山每年大雪封山时，峨眉山中修行的僧人也会喂养猴子，帮助他们过冬，而猴子们对僧人也颇为尊敬。当日便是蒋介石的误解，以为光头的他也是峨眉山中修行的僧人，所以才及时散去。也有人说所谓的六字预言，更是出自于中山先生的一句遗训“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
所以蒋介石才会选择台湾作为自己最后的根据地。蒋介石的结局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天命，而是从他站在我党对立面时，就早已经注定他的结局，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
从属相到星座：中国人的命理学如何变迁？
据说在北京的公园相亲中，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之一是“属羊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利于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这源于唐宋时期的相人术，在相貌中“目有四白”（“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面相，荒淫克夫，而“羊目四白”，于是被视为主“贫破”。可是到后来以讹传讹，“本来是‘眼睛像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生肖、生辰八字、相术，这原本是中国传统上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基于不同的原理，但在唐宋以后的民俗实践中，往往被笼统而不加区别地复合化。“属某种生肖就带有那种动物的（面相）特质”，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十二生肖，不同文化对生肖含义的阐释也完全不同。
生肖属相的地方解释
十二生肖原本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巴比伦人夜观天象时，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神兽代表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神兽所赋予的特点，并被视为会对世人的命运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种观念在向外传播之后，就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体——在西方发展出十二星座理论，而在东方则衍生出十二生肖。这里的“基本不同之处就是，黄道带在西方被用于通过出生月来决定人的性格。在中国，黄道带则是通过一种传说的方式来纪年，因此通过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来决定他的性格。”（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环境，十二种神兽出现了很多地方性变化。如果对比巴比伦、希腊、埃及和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猴在埃及被替换为猩猩，老虎在印度变成了狮子。中国的十二生肖在先秦时代就已定型并用于纪年和纪时，并被朝鲜、日本所全盘接受，但在越南有一个变化：猫代替了兔子。像龙这样的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突厥人中则被鳄鱼代替，柯尔克孜族改成鱼，而在云南哈尼族中则变成了竹鸡。日本的生肖虽然看似和中国没有差异，但中国生肖猪的形象是家猪，而日本却是野猪；藏族有时也把生肖鸡改成乌鸦。即便是同样的生肖，不同文化的含义也差异甚大：云南普米族有虎崇拜，因而属相排列以虎为首，虎年出生者均被视为吉利，而不像汉文化有时忌讳虎。
因此，一种文化中对生肖冲克的解释，往往仅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所抱有的主观想象，甚至各地都有差异。福州民俗忌讳夫妇之间龙虎配，但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却认为这两种“大生肖”之间婚配是吉利的；福州也忌虎兔配，但江南地区仅认为会有“小口角”。苗族也有这种风俗，如猪蛇两属相不宜婚配，但之所以这么认为，却仅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两种动物不能相容（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然而在哈尼族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虱子替代了十二生肖的蛇，而虱子和猪就没有相斥的问题了。甚至像北京那样对属羊女性的歧视，在崇明却也只是说“男属羊，出门不带粮；女属羊，在家排爷娘”——虽然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并没说到对婚配对象的不利。
最重要的是，按十二生肖相配的原理，其实没有绝对不好的生肖，因为理论上说生肖彼此都是相生相克、各有利弊的。基于此，问题并不在于某种属相或八字的人绝对不好，而只是说两人搭配起来不好。例如，白虎星作为凶星常被指为带来灾祸的女性，茅盾《春蚕》中就有“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这样的句子。然而在晚清时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却说：“逢之的母亲央了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但是两下合起来，冲犯了白虎星，父母不利，有点儿刑尅。”也就是说，是两种力量结合的结果“冲犯了白虎星”，可能造成灾难的是两人的关系，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原理同出一源，即强调一种“宇宙力量间持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一个普遍的宇宙模式中，这些力量彼此相克相生”（王爱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虽然乍看上去是向不同力量开放的，但那本质上却是一个封闭的宇宙空间，并假定所有力量之间的任何矛盾冲突终将化为一种均衡、和谐的秩序。往大了说是宇宙，往小了说，国家、社会和家庭也无不如此：在一个自足的小天地里，人们需要尽量去控制、安抚那些“坏”的力量，而祈祷、引入那些“好”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整体的平衡，最终使得一切的变动都要有利于自己所属那个群体的整体福祉。
属相命理，都是为了“关系”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黄历，本质上都是为了消灾祈福，趋利避害，因为这种天命不是“前定”的，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福乃至改名等努力来改变的。
正因此，中国的算命与西方的星座理论在终极关怀上有着重大的不同：无论是生肖、八字、相面还是测字，中国的算命虽然推算的也是个人命运，但在本质上关心的却不是个人性格或自我实现，而是社会关系，因而特别关心诸如“夫妻宫”、是否克夫克子之类的问题，强调此人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将家庭福祉最大化）”。
概言之，前者着意的是“认识自我”，而后者的核心关切却是“管控风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家庭取向的命理”，而有别于西方星座理论那种“个人取向的命理”。在欧美，星座、塔罗牌虽然也盛行，但那都偏重个人特质与性格（现代的十六种人格测试也由此衍生而来），在婚配时却没有什么“星座不合”或“冲克”之类的恐惧。
中国算命中之所以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引入媳妇或新生儿这样的新成员，都会改变整个家庭原本好不容易维持的力量平衡，不得不慎重对待，如果是冲突的力量就势须竭力避免、排斥或攘灾。相比起来，女婿除非入赘，否则不会加入进来成为新成员。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封闭性群体设想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注意新成员的加入可能造成的不利。如生肖算命中有所谓“六冲”，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年不吉；又认为“真虎”（虎年怀上、并在虎年内出生）命硬，如是女性，则“雌老虎”将来会克子。甚至孩子的降生也可能被认为不利于父母，《封神演义》中哪吒丑时出生，被认为“犯一千七百杀戒”，自小寄与道士抚养。在福建，孩子的生辰八字如果与父母相克，命大“克父”，那就只好降低父亲的辈分，于是偏称父母为叔、婶（闽南）或哥、姐（莆田）。这在本质上和家里根据风水术，调整玄关布局都是同样的原理：重新安排空间或社会关系，调整宇宙力量以使之对己方有利。
这种命理哲学关心的是群体或社会联系，而不是个人。事实上，中国最初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生辰星占术。
从属相走向星座？
十二生肖在先秦仅用于纪时，《史记·天官书》中记录的占卜主要是战争、年成和治乱，242条占辞无一不是军国大事。因而江晓原在《历史上的星占术》中，将中国的星占术称为“军国星占学”，有别于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直至五代宋初的“四柱八字”，才发展出对个人吉凶祸福的关切，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因而严格来说并非星占学。生辰八字之所以在唐宋之际发展出来，或许是因为贵族社会解体，社会进一步平民化，而人们又希望在这个动荡不定的起伏中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中没有脱离家族的个人，因而诗歌或信件中也从未提到庆祝个人生日，意味着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是整个家族的维系。
相比起来，西方的城邦社会，却从一开始就把星象与个人性格、命运联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很相信星占预言，他在《编年史》中就认为，根据星象，“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之时便被确定了”。希腊怀疑派哲学家Carneades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双生子悖论”：许多降生于同一时刻的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却降生于不同时刻。这都是基于个人诞生时的星象与其命运密切关联而发的，重视个体差异，却从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亲属的“冲克”影响。
在欧洲基督教化之后，教会一度将占星术视为迷信学说，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死了许多占星师，因为这违反了上帝掌控世间秩序并支配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但星座理论至少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指明了某种规律性，甚至为人们的性格气质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因而还是延续了下来。偏好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20世纪初还撰文声称，十二宫是个性的原型，体现出个体的全部潜在个性。近百年来，星座理论更加突出强调这一点，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上升星座掌管“外在的你”，即外界所觉知到的“你”；而太阳星座则掌管“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了解的“你”。虽然这一学说后来又出现了反转，但重点无疑都落在个人的自我特质与自我实现上。
这样，原本系出同源的十二生肖与黄道十二宫星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下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关注重点。生辰八字则偏离得更远，因为那不涉及到星象，而是一种基于《周易》的抽象演绎，并且始终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考虑重心的。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西方人的星座是公开谈的，人人可知，甚至作为一种自我宣示的个性；但中国人传统上的生辰八字却是要保密的，尤其是未嫁女性的八字，往往要等到谈婚论嫁之际才能拿出来。在《济公传》中，张士芳问得姑父王安士的生辰八字后，道士竟能由此将其姑父的魂魄拘来。这意味着，在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生辰八字涉及到某种神秘的力量，须加以谨慎对待，而不仅是他个人气质的问题。
在近代中西方接触时，西方人显然并不理会（恐怕也不懂得）中国人这种命理哲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例：她1873年出生于九江的贫寒之家，此前家里已有五女，被送走当童养媳后，又有算命人说她八字不吉利，“命犯天狗”，要是留着，家里就将永远没有男丁；于是婆家又将她遗弃给传教士，取名为Ida Kahn（康爱德），养母昊格矩（Gertrude Howe）将她抚养长大后送入密歇根大学习医。1896年，梁启超写了一篇《记江西康女士》，对她大加赞扬；名士刘鹗读后一度函告梁氏，想要娶康氏为妻。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立身不易，康爱德后来终身未婚，她的命算不算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从她个人而言，那她自我实现的程度肯定是当时一般女性绝对无法梦想的。
由此来看，近些年来星座理论的流行，恐怕就像唐宋之际“四柱八字”的兴起一样，也是社会巨大变迁的征象。如果说上一次唐宋之际的转折从军国大事转向了家庭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一次则和年轻人对个性气质的重视相互契合。在我的记忆中，直至1980年代，民间所盛行的仍多是生肖、八字这些命理；1991年我在邻居家里翻出一本香港带回来的繁体竖排版的命理书，这才第一次看到十二宫男女性格这一“新奇”的理论。一年后，随着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在国内各电视台的开播，黄道十二宫一下变得令人耳熟能详起来，市面上随即出现了许多相关资料、贺卡，渐渐变成了必备的谈资之一，并通过不断的阐释，与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结合了起来。
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星座理论的洗礼，年轻一代对生肖匹配的理论大体都已陌生。虽然北京的公园相亲活动中，老人们还歧视着属羊未婚女性，但他们的子女只怕也大多不在乎了。旧传“兔龙眼泪珠”，认为兔龙属相匹配也不吉利，然而现在这样两人相差一岁的结合比比皆是。随之出现的，反倒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用人时，会认为某种星座的人具有某种性格特质，而不适合从事某类工作。尽管如此，这也表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虑与另一人的长久关系，而把这变成了对个人品性的重视。星座响应了这种社会潜在心理的需求，相比起传统上的相生相克社会关系，这或许也给年轻的个体们带来了某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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