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方针1961(八字方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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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代表团和美方代表团在朝鲜__B__签署停战协定，至此，历时3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设计：樊珊珊

经过各方努力，到1962年年底，上海“终于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经济情况从困难逐步走向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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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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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 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的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万吨减至4.98万吨，4月上旬又降至4.84万吨。到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11项产量低于第一季度。如果说工业生产的下降人们还难有直接感受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无切肤之痛的。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1700亿公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2000亿公斤减少300亿公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落到1435亿公斤，比1959年又减少265亿公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巨大，造成一种虚幻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减少23%，猪肉减少70%。许多地区因粮食紧张、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

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1960年已经过半，国民经济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而在此期间，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6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安排和落实国民经济计划。

关于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他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这些意见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经济工作要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指出，以农业为中心必然会带动工业的发展，我们在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农业有点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业的注意。不抓农业、不支援农业，工业也上不去。所以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确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间去。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问题。同时对农业本身，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同时，李富春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李富春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他还郑重建议：从下一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所谓几本账是指，当时国家制定计划时，对有些产量定下几个指标。完成了计划里低的指标后，再向高的指标努力。几本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很容易使人好高骛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两本账”的做法，也就从源头上遏止了高指标的滋长和蔓延。

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他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联名提交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也通过会议讨论。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生产组织不力、企业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促上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加强企业管理。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把加强农业生产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作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要求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要求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生产。

8月30日，李富春等人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共同审议《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周恩来又将“整顿”改为“调整”。这样就最终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了。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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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方针，李富春开始组织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1961年计划安排要点。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里提出的若干指标作了调整：1961年，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1950亿公斤，棉花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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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想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平息下来绝非易事。“八字方针”提出来后，国民经济还是没有顺利转入调整的轨道。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保粮”、“保钢”生产高潮。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矛盾，“保钢”事实上在资金、劳力等方面挤占了农业生产，从而延续甚至加重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矛盾。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这依然反映出“以钢为纲”的观念。到年底，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1866万吨，但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李富春向全会作了《关于1961年计划意见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总体设想是“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使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李富春建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再作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2050亿公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一个是长郡（中学）才子，一个是周南（女校）女杰，一位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一位是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李富春和蔡畅，这对从潇湘大地走出来的革命夫妻，这对同年同月生的终身伴侣，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生奋斗的人生历程中，用他们的至诚奉献和浪漫情怀，共同见证了中国革命岁月的艰难坎坷，完成了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为后人留下了无尽遐想。国民党元老之一、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就曾赋诗称赞：“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